“神曲歌后”龚琳娜:“那一刻我委屈极了”

栏目:视频 来源:十家争鸣 时间:2019-09-22

她是一位唱歌的“痴人”,面对争议,她越挫越勇,在这些年成为电视节目的“当红炸子鸡”;她不排斥在电视上扮丑、扮怪、PK,她觉得只要能传播她的音乐,就是值得的。

她是龚琳娜。

东方君在拿到样书,翻阅龚琳娜专访的这章之前,除了那首着名的“神曲”,对她了解并不多。这本书中的她,显然跟被网民群嘲的那个“神曲教母”不同。东方君好奇地去翻了她的微博,那里没有磨皮自拍,没有文艺鸡汤或哗众取宠的造作

“神曲歌后”龚琳娜:“那一刻我委屈极了”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对龚琳娜的印象,东方君会说——

这是一个在认真生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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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女人,也是一个心里装满了故事的女人。说到艰难处,她潸然泪下,却克制着情绪,用手指抹掉眼泪,转瞬说到了高兴处,立时神采飞扬,对我们“咿咿呀呀”哼唱起她最近悟到的歌唱心得。唱歌时眼睛瞪得又圆又大,舞台上的妆容怪异、有趣,表演格外放得开。当她脱下舞台上的“战袍”,换上瑜伽服坐在沙发上与我们聊天时,眼里退去了凌厉,简直是两副完全不同的脸孔。生活中的龚琳娜眼角含笑,十分温和,只有在愤愤不平时,才会瞪大眼睛,翻个漂亮的白眼。

“神曲歌后”龚琳娜:“那一刻我委屈极了”

龚琳娜和丈夫、知名作曲家老锣的工作室位于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附近一处小区,那里入住率不高,他们在一层,十分幽静。屋内陈设古色古香,木板凳弯曲不平,旧柜子上放着一块苗族风情的长布,墙角处矮木柜上放着一块南方农村的木窗棂,菱花图案含四方形和菱形,较为少见。木窗棂旁边还竖立着一架印有“高山流水”四字的古筝。

“都是老锣从四处淘来的宝贝,他非常珍爱。你们真该和老锣也聊聊,他在商业方面的思考非常多。”一位工作人员对我们介绍,目前龚锣工作室处于小团队独立自主的状态,全职员工并不多,“龚老师没有经纪人,我以前是一名化妆师,后来才转为全职,现在也帮着打理一些宣传上的事情。”

这是一个到处都是忽悠的时代,在龚琳娜看来,真正在踏实做事的人却步履维艰。龚琳娜已经成名,她和老锣也算同时在娱乐圈和音乐圈“扑腾”出一定地位的名人。即使这样,龚琳娜也在感叹“经济压力”,回国这6年,夫妻俩一路走来摸爬滚打,没遇到能做艺术管理的经纪公司,也没遇到一位懂“商业”又有“情怀”的经纪人。

龚琳娜是一位艺术家,她痴迷的是如何唱好歌,如何做好音乐,在艺术与商业之间,她疲于奔命,并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去平衡。龚琳娜曾天真地提出或许资本能帮她搭建起一支懂商业懂执行的团队。毕竟,她有名气、有资源、懂音乐,缺的只是管理团队。

“神曲歌后”龚琳娜:“那一刻我委屈极了”

2016年5月,龚琳娜在北京连续办了三场《爱·五行》音乐会,票卖光成本也收不回来,她去找赞助商,也没有赞助商愿意赞助艺术,所以到了第三场她干脆做了公益演出,让不能进入剧场的小朋友进来看。

前一段时间,龚琳娜见了很多资本方,但同样的困难让她处处碰壁,她是艺术家,并不懂得如何与资本的回报率打交道,她不懂商业计划书,咨询了很多朋友,一些懂行的朋友写出来的BP却不是“她”,她很苦恼、无措却也无可奈何。

见过龚琳娜的人经常会被她身上那股子生命力和嗓门给震到,或许正是这股力量让她在困顿中也能保持勃勃生机,突破人为设置的各种框框,找到自我。如今,她家庭幸福,在从“小我”到“大我”的思考中,她更是充满了战斗力:要让中国新音乐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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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白了,我们文化的根是中国音乐,我们做的新艺术音乐就一定要受到中国观众的认可。我们走出去了,我现在要走回来,得到中国最广大观众认可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再走出去。老锣说靠外国人欣赏的时候该过去了,中国人要热爱自己(的文化),这样才能代表中国。

我们不懂商业,2002年的市场不像今天,那时没有网络、没有融资、没有所有的这种投资艺术。我们在国内找不到舞台,找不到艺术经纪人,没办法去把我们的东西展现出来,不得不离开中国。

2002年7月份,我应老锣的邀请去德国参加了一个音乐节,只有三天的音乐节却让我眼界一下子打开了,这终于让我当时下定决心组建了五行乐队,后来我们乐队在德国做了三场音乐会,都是老锣在安排。第一场音乐会在Ingolstadt,是一个音乐酒吧,老锣联系了在巴伐利亚广播电台的朋友,他们答应来录制这场音乐会,这样这场音乐会就有一些固定收入了。第二场音乐会在法兰克福,可以拿到一些固定的演出费用,可惜500人的场地只来了80多个人。第三场我们就只能靠卖票了,来了150多个人,还挺成功。三场音乐会做完了,也没有什么收入,也没有赞助商。2003年,五行乐队又去参加纽伦堡的夏天音乐节举办专场演出,台下9个观众要演满90分钟,那个时候我明白了,可能人家真的对中国音乐没什么兴趣。

和唱歌需要突破一样,乐队也需要突破,我们乐队在纽伦堡和斯洛文尼亚演出之后,老锣跟我说:“你该给我们在中国联系演出了。”我的天哪!我原来永远都是团里给安排好的,而现在我要自己去联系演出,变成制作人,自己搭台了。

那时候真的觉得很难,同时我也开始思考商业和艺术的关系,因为我已经不光是在唱歌了嘛。我做任何事情都得想明白。当时我也跟老锣交流,他说:“我们要有商业化,因为商业化了才能发展。有了钱,有了基础,才可以选择。”那次的演出最后谈成了,第一次体会当经纪人的感觉,那个时候我明白了,以后再联系演出,我需要从头到尾考虑这些事。

五行乐队迎来了成长的一年,甚至被世界音乐博览会WOMEX选中。WOMEX是总部设在柏林的一个国际化的世界音乐项目,2002年老锣就给WOMEX送过我们的资料,但那年我们没被选上。2004年,我们很幸运地被选上了,但是组委会只负责食宿,所有的路费需要自己出。几万元的路费呢,后来贵州毕节地委宣传部出钱给我们安排了一次演出。给了我们几万块钱演出费用,正好够去德国的路费。

没想到的是,在WOMEX演完之后,我们几乎没有收到一个邀请。而且来看音乐会的人特别少,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转折和失败点。我们在WOMEX的演出并没有获得期望中的机遇,五行乐队就卡那了。

2004年以后,我和老锣重新开始,回到欧洲做小小的音乐会,在这段时间里,我无数次站在小小的舞台上,与观众近在咫尺。在德国,老锣本身有自己的经纪人,经纪人会给你推荐到各个音乐节,或者是每一座城市的固定音乐会,你就在各种各样的小型音乐会里演出,所谓小,有的时候观众只有20多人,多一点就50个人,最多就80人,那种环境是适合我们音乐的。

刚开始其实是老锣的独奏音乐会,德国的经纪人给他联系的。当时老锣的收入就是靠这个,他去弹琴,做一场一场的专场音乐会,要演90分钟。后来我唱,老锣弹琴,就两个人,没有别的乐器,也没有豪华的舞台。

在这之前,我没有(小场地演出的)经验。因为中国小型音乐会特别少,我(民歌)没有上小舞台的机会。而在西方,这种音乐会很普遍。过去西方的室内乐就是这种方式,现在欧洲没有贵族的概念了,但是这种小音乐会保持了下来,在每个城市、每个村镇都会经常举办小型音乐会。我们当时的收入就是靠这种小型音乐会。

但是慢慢地,我们就觉得这个舞台不够大,我们想进入更宽更大,更注重艺术的音乐环境里演出。不是说你唱得好不好,我们都请你,因为他们需要中国的特色。现在中国的民谣音乐节,不管你唱得好不好,反正我们现在需要节目,那么当时我们也是因为人家需要中国的音乐那我们就去。我就发现在世界音乐的环境里,并不是第一重视艺术,而是重视特色。

所以我们想进入更高雅的环境,高雅的意思是说更注重艺术性。当时在欧洲更注重艺术的环境就是音乐厅。但是当时进入音乐厅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没有经纪人,因为德国的经纪人只能帮我们联系这种小小的音乐会,国外往上的话会有更高层的经纪人,再高层一些的经纪公司他们只管理古典音乐。

没有经纪公司愿意帮助我,因为他们觉得你是中国人,你就应该放在那个世界音乐的环境里。古典音乐厅里演的要么就是贝多芬、莫扎特这种已经去世了的大师,要么就是那些音乐学院的教授,就没有我们的机会了。而别人觉得中国音乐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不了解,所以他们听都没听你的音乐就把你排斥在外。所以那个时候到我们只能靠自己整理资料递资料,没有经纪人了,一切都自己联系。

我想说的是,如果有一个好的艺术经纪公司,他们把这些东西沟通好,就不再存在这些问题,经纪公司会去帮你找到合适的合作。但是我们非常辛苦,因为我们为了能够“上”到被人尊重的艺术环境,在欧洲遇到了挫折,发现欧洲上层的音乐环境没有给中国音乐空间。

2009年的时候,我们得到一个机会,因为2010年世博会在上海开,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件大事。葡萄牙政府就邀请我们和他们的吉他大师合作,做一台节目放到上海世博会。老锣分别给葡萄牙的歌手和我还有吉他大师,写了一套的专场。然后又到了北京中山音乐厅演,到了深圳保利剧院演,又到了澳门的音乐厅演,就很受欢迎。

那一次是我2002年选择做新音乐以来,正儿八经专场走进中国的音乐厅。2010年是我和老锣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里的演出对我们的事业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那时候我明白了,我们文化的根是中国音乐,我们做的新艺术音乐就一定要受到中国观众的认可。我们走出去了,我现在要走回来,得到中国广大观众认可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再走出去。因为我们不是靠外国人多欣赏我,老锣说这个时代该过去了,中国人要热爱自己(的文化),这样才能代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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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几年在娱乐环境里看到的现象,比如我的同行,你能不能每天练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唱歌?哪个人不是早上都在睡觉,中午以后再起床?我看到的就是怪不得原来很有水平的人现在都唱不了,没有老,就是不用功,不练了,但还可以赚钱啊,还可以坐在那高高在上地当评委,要换我都害臊,什么新作品都没有出来,连演唱会一年都搞不了一个,我还在这当评委去说人家。

娱乐要有度,不管怎么样,你都不要改变自己的初心。我们现在面对电视节目就是,如果是跟音乐相关的内容我就做,如果可以赚钱,但要耗太多力量跟音乐也没有什么关系,那我们就可以回避。

如果说我个人,我更愿意住在森林里过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不需要去做什么明星,因为对我来说每一次在舞台上唱好音乐的时候,那一分钟就是最幸福时候,而不是你拿到多少钱出多大名,被多少人追捧。你被人追捧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你会丢掉自己,我们之所以能够愿意留在这,还要跟各种势力去抗争,是因为如果说我们这些人都不能在北京活下去,那整个市场就被那些忽悠的和短浅的事情占领了。

“神曲歌后”龚琳娜:“那一刻我委屈极了”

我希望能够把艺术教育和公益合为一体来做。就像我这次做音乐会,我做了艺术,但是我又把孩子们请来,跟他们一起上台唱了歌,那么公益同时也做了。我做“声音行动”的研发,我会做成商业的模式,比如说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教育培训机构,或者是学校会用我的这个教学法去教,这都可以。

我每个星期一都在小区教这些老头老太太合唱团唱歌,但是我一个人做不了那么多事,我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个“教学系统”弄出来,怎么教,然后老锣要把这些曲弄出来。民间合唱团自然和声不会由我来做,民间合唱团是靠野生的,但是我认为儿童合唱团比较重要。因为只有孩子从小唱这个,中国音乐才能够传下去,所以我觉得要做这样的事情,必须研发出这样的一套能够推广的教学法,不能每一个培训中心就拿这个模式纯粹去赚钱了,我希望他们一定要做公益,这就是条件。我们也可以培养童声合唱团,然后培养出更多唱歌好的(流行)组合。

我觉得国家要支持这样的研发项目,教育培训的项目我可以自己来做,因为教育本来是可以盈利的。但是我认为国家最需要的是自己的代表作品——艺术类的作品。这么多学民乐的人,没有一支民乐乐团是高级的,就是因为你没有文化自信啊!

为什么我从小就有自信心?就是因为文化——我会唱那些歌你不会,我一唱你就会觉得自己是发光的,那我可不就有自信了吗?所以我认为只有文化能给一个民族带来真正的自信,而不是钱。

全世界的华人都没有自信心。国外文化圈不是你从耶鲁读书出来就可以融入的,(很多人)不懂你的魅力其实来自于自身文化的独特性。我们家就是以中国文化为主的,我老公爱的是中国文化,我们家请人吃饭都是吃红烧肉,炒土豆丝,喝功夫茶,所有的邻居对我的文化都很有兴趣,所以我婆婆公公也以我为自豪,他们也喝功夫茶。

本文节选自《春歌丛台上:对话33位音乐人》一书,有删减,更多内容请查阅原着

《春歌丛台上:对话33位音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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